弃岸登舟:“到世界去”


花街上的人走南闯北,搪塞流离,抵赖想家,很醉时除外。


而花街本就游曳,对所有恋恋不舍漫不经心——无论于柴盐风月,或命运。


“花街”不是作家徐则臣的故乡,尽管它在长短故事里叠嶂地葳蕤着——运河、码头、屠户与渔夫,豆腐匠和饭馆老板、疯子与卜者,檐下挂起夜灯的女人……洪峰浮木、大水沉禾。


“一个作家只写故乡是危险的。”他说。于是故事行囊仆仆,徙于花街。


花街是运河边上的一条巷子,当年十里繁华,现在已经枯短。作为一个叙事坐标,“它在文学上的优势是显著的。首先有流溢,运河浩荡,南来北往的人带来四方故事;其次是气质,白墙黛瓦,有江南的朴雅。”徐则臣说。


在淮安读书和教书的几年,花街离徐则臣的学校很近,走路十几分钟。就这样,运河和花街找到了他。这个绝佳的栖息地,就此挤下颠沛的往事。


事实上,他很少直接用故乡的名字,视作危巢。“免得对号入座,不至于‘吃里扒外’‘数典忘祖’。”徐则臣笑道,“托马斯·沃尔夫写完《天使望故乡》,父亲嘱咐他再也别回来——故乡人已经枕戈荷弹。”


在花街,故事的宿命总是苍凉。“如果在半夜里认真去想生活,事实上也很难喜气洋洋。”徐则臣说,“我希望这个世界好,我也认为可能好,但它本身是令人悲观的。无奈、低沉、悲凉的生活,尤是小人物的。”不过,他拒绝将“结局”写作“死局”——“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”笔下的谷底微光。


徐则臣开始写北京,始于到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次年。


具体而言,是写北京的西北角,海淀区,中关村。有意无意地,故事仍露出一点旧口音——几个从花街来到北京的年轻人,在平房的屋顶上,俯瞰远得矮下去的霓虹,打牌、喝啤酒、幻想发财,用一副漂泊相掩饰想家。


这样的“北京”像花街逃匿的飞地。不过,北京毕竟是北京,在徐则臣笔下,它仓皇又坦荡——办证的、卖碟的、放鸽子的、卖鸡蛋灌饼和豆浆的……在这“五方杂处的大都市”里只身角力。


徐则臣有许多这样的朋友,事实上也身临其境。“惺惺相惜的认同感,那时我和城市之间的紧张关系与他们完全相同。”他说,“是写自己。”


与“北漂”生活的剑拔弩张持续了许久。北大毕业后,徐则臣到《人民文学》做编辑。在这个“文学青年心中的圣殿”,精神自足,生活却蹩脚。一个月1500块,付掉1100块房租,然后节衣缩食。没有稿费接济的时候,“吃最简单最便宜的饭”。他还曾租过一个小屋,离未名湖很近,单砖墙,屋顶盖石棉网,供暖糟糕,11月就得盖两床被子。


后来,徐则臣写了长篇小说《耶路撒冷》,花掉六年。故事里仍有花街、有北京,当然还有“耶路撒冷”,写跋涉中“被篡改的彷徨、不舍和不安”。还有后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《北上》,以异域来客的视角看运河上的历史汤汤。


故事“挣脱”花街,仍在河上。


他不是那种在“花街”逡巡终生的作家——像黛莱达与撒丁岛,福克纳与“约克纳帕塔法”——尽管那里有大把游刃的从容。


“拓展空间和拥有一个写作根据地并不矛盾。没有人绝对脱离经验创作,但可以不依赖于经验。”徐则臣说,“舒适区让人厌倦,尤其是写作一事,如果变成批量‘默写’,就像个‘车间主任’,开拓是自发又自觉的。”


且与父兄辈的作家相比,“70后”一代作家与乡土已依依挥别。现代化冲刷之下,哪怕是童年实在的乡村经验也并不牢固。“我的小说里关于乡土的事情很少,像前辈作家那种与乡土之间血肉相关的联系,我们这一代人没有那种生命的痛感。同时,对城市的认同感和敏锐度会强烈一些。”徐则臣说。


“当然,作家要正视自己的局限。”他说,“审美趣味和注视世界的角度不允许你无限地拓展目光。”不过,仍要携这“阿喀琉斯之踵”到世界去。


在创作中的系列短篇有两个,“一个是以国外生活为背景的主题小说集,另一个是运河边的侦探故事集。”徐则臣说,“前者来自这些年四处跑的经历,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,看文明间的差异和通约。后者写小镇案宗,但不是通俗推理故事,也想把古典文学的一些叙事资源和营养融入进去。这当然很难,所以先做短篇,像是‘分解动作’的练习。”


开辟一个新的叙事场域,犹如跃上未知的浮冰。“写花街,语言是典雅的,写北京用口语短句,有金属的光芒,它们自然地矫正着你的表达。”徐则臣这样说。至于新的异域故事及侦探小说的风致,也许尚悬而未决。


航运里有一个术语,Always float,永远漂浮,是说无论潮涨潮落,船舶都要在足够的水深中保持漂浮。《北上》里说,“上岸对船民来说是生离死别。”恰如此,故事迢淼,弃岸登舟。


野马尘埃:“文学成了摩托车”


徐则臣的小说里,常有一个神经衰弱的人——他头疼、多梦,然后开始跑步,试图以此恢复神经的弹性。从病程和疗法上,这个人俨然是他自己。


事实上,写作的缘契千头万绪,之于徐则臣,这是一枚率先松垮的绳结。


高三时,他莫名患上神经衰弱。睡不着,白天打瞌睡,看书就头疼,无法正常用功。焦虑、苦闷,他变得孤僻寡言。


在此之前,徐则臣是县城中学里的好员工,生活很顺,想法很多。那时他谈吐伶俐,“沉浸在某种修辞的眩晕里”,意气风发。最熟的书是《围城》,那种“刻薄的睿智”。


高考挫败,他错失所有的法律专业,沮丧地进了中文系。徐则臣曾一心想念法律,爱看侃侃而谈的律政港片,能背下《狮城舌战》里的经典辩词——那是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实录,其中的许多明星辩手出自法律专业。


就这样,他郁郁孤僻了三四年。大二的时候做员工会副主席,还是板着脸,连高年级员工都对这个缄默的学弟敬而远之。


而排遣的方式有二。其一是写作,每天写日记。中学时他就曾写小说,到了高三,每天写一首诗——最初只当作某种特立独行的、“虚荣的”爱好,无关职业憧憬。


其二是阅读。终日苦闲,他整天钻图书馆,几乎不上课。“后来想想,那已经是很专业、系统的文学阅读,读后写评论、聊天,谈博尔赫斯、马尔克斯,也谈当代。”徐则臣说,疯狂阅读成了事实上的“学徒期”,尽管当时浑然未觉。


“当个作家”的念头终于熟甜,是在一个下午。


集团组织的暑假实践刚结束,员工们大多四散,剩下的或在勤工俭学,或要趁假期苦读。徐则臣只是留在学校看书,漫无目的又执拗地阅读。一天,他照例捧读,书目是张炜的《家族》。夕晒如霞,窗外蒿草蓬跃,那个不动声色的下午,他被文学击中了。


“感觉特别强烈,郁闷、彷徨,还有一些奇异的想法,都被这个陌生的作者窥尽。人物写得好,想法睿智,语言也优美,和个人的生命体验惊人地重合。”后来,徐则臣没再读过《家族》,但那一刻终究难忘。他决定做一个作家。


最早发表的小说是写老员工活,“一个迷惘的‘问题青年’”,徐则臣笑道。那时还写纸稿,大多都散失了。随后他开始写花街,作品也频繁在重要文学刊物中发表和获奖——他已经是一个作家了。


后来到北大读书,徐则臣又颇彷徨了一阵子。


“北大中文系有许多学术狂人。那也是学术界的活跃时期,上课常用新出版的英文教材,老师边译边讲。大家谈的是杰姆逊、福柯、德里达、赛义德。”打定主意写小说的徐则臣“有点懵”,“思想史包罗万象,文化研究更是漫无边际。”


导师曹文轩给了他信心,“要做学问,当然要好好研究理论;是想写作,就按小说家的路数去走。”他不再心神不宁。


后来奖誉揽遍,《如果大雪封门》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,长篇小说《耶路撒冷》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,长篇小说《北上》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,徐则臣成为当下中国文坛最年轻的登顶者之一。


文学果真成了一架“摩托车”——那是徐则臣儿时艳羡的“远方符号”——载他去新世界周游,身后尽是野马尘埃。


许多年过去,中文系的训练痕迹仍是强劲的。“比如很好的学术训练和较扎实的文学修养。”徐则臣说,这是问题意识的初源,“每个阶段的思考叠合推进,所以你会有规划,不仅凭天赋‘摸着石头过河’。”


“而小说写到最后,不在于题材,不在于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,而是调动问题意识,整体规划和执行你的写作。”他说,“发现、解决和表达问题的能力和学术素养相关。许多国外作家都在大学里做文学之外的理论研究,到了暮年也能写出好小说。否则把经验写尽后,就只好写回忆录和‘文坛边角料’。”


故事的姿态,及翅膀


在北大读书时,徐则臣和两个朋友做了一个网站,左岸文学论坛。


与新世代的垂类社区相比,论坛时代无疑更具沙龙气质。遥远、热络、敞开,谁都不必孤单。


“当时文学论坛很多,左岸是其中影响力很大的一个。”徐则臣任论坛管理员,也是小说版版主,“里面都是纯文学的东西,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文学批评,聊天区侃技巧和作家。”


那时,论坛文友们一度每年聚会,最常去牡丹园的北平楼。“大家从五湖四海来,自掏腰包,聚在一起聊聊天。”徐则臣说,在即刻通讯稀释掉好奇心之前,那里曾有最纯粹的热望。


论坛时代凋落后,左岸文学论坛也随之湮没。“那是文学的好时代。”徐则臣依然怀念。事实上,当年的许多文友后来果真展露锋芒。“在论坛认识了获鲁奖的作家张楚和艾伟,而如今成为中流砥柱的中青年作家,也大多曾在文学论坛中活跃。”他说。


二十年过去,写故事的人变了。徐则臣说:“文学观本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,去意识、过滤。”


比如小说这一文体。“最初只顾表达抽象的思想,后来明白‘小说要用形象说话’”,那是徐则臣大学时系主任老师的一句话,他惦念至今,“有形象才有多义性。”又如修辞,“找到自己真的声音,克服那些不属于你的修辞方式,无论你有多钟爱它。”


再如故事。醉心先锋派小说的徐则臣一度觉得故事无足轻重,如今豁然重拾。最近,他重读了两部旧书,《聊斋》和《静静的顿河》。前者“上穷碧落,简练、典雅,节奏极快,在虚实之间穿梭自如。”至于后者,徐则臣曾觉得它陈旧乃至啰嗦,如今改观。“那种讲故事的姿态、故事本身的容量。”他说,“沉默的故事最有力量。”


而他理想中的小说,“意蕴复杂多解,张开形而上的翅膀。”因此不囿于“现实主义的惯性”——那里有“喋喋不休却无话可说”的危险。


读故事的人也悄然生变。


略窥市面上声名赫赫的大部头,大多仍讲乡土、传统与现代性的冲撞与宿命。是否与当下年轻人的阅读趣味渐远?


“时代给予我们不同的经验背景,经典化需要时间。”徐则臣说,“乡土文学的形态溯源几千年,这一主流的文学传统拥有巨大的阐释空间,比如我们谈‘枯藤老树昏鸦’,瞬间可以意会。而城市文学的系统方兴未艾,很多词汇和意象尚未文学化。高楼大厦咖啡馆,在我们的文学传统里仍是单薄的。”


采访的傍晚天色阴沉,徐则臣依例散步,雨还没有落。


他讲起来到北京的第一天,还特地打了辆车去长安街。北京没有想象中巍峨,自行车梭行,有沙尘,他“差点哭了”。到了北大中文系,静园五院树下有几位老先生闲站,严家炎、钱理群、洪子诚。他又觉得闪落,“个子都不高,穿着也普通,和村上的老头没什么差别。”在这个“外省文学青年”的想象里,这些鼎鼎大名的学者“都应该在一米八以上”。


生活不是彩塑的明信片,或许小说也是一样。